他解释说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几种，包括对死亡的讨论而引发的问题，或客户不愿考虑那些可能让自己对其资产失去控制权的规划结构，或者客户缺乏对可避免未来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和方法的了解。
适用于中国客户的方式
Leese表示，从他自己的经历来看，中国客户进行遗产或继任规划时，他们使用的结构与其他司法管辖区无甚区别，无论是在亚洲或是亚洲以外的其他地区——包括信托，公司，或某种程度上的基金会。
但是，他补充道，因为中国内地大部分的财富在非常近的时间里积累起来，很多客户还在非常积极地做生意。因此为他们进行财产规划时，要考虑到一个现实，即他们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还在生意之中，而不是像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那样，以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。
他解释道，另一个重要的差异来自于司法和监管环境的本质不同，以及在其他地区少见的交易管制，这种管制不可避免地会对所有私人财富结构造成本质上的影响。
与此对应的，对中国的在岸和离岸资产进行遗产规划时，往往差异很大，Leese说。
处理失去控制权的问题
据Leese介绍，中国内地的客户对遗产规划的担忧常常来自于一种观念，即遗产规划会导致失去对自己资产的所有权或控制权。
然而，根据他的经验，事实上重要且有益的遗产规划可以帮助客户避免失去控制权，或至少让这种程度降低到可以接受的水平。
这让家族成员能够继续扮演重要且积极的决策者的角色，他解释道，控制权的问题不应是客户推迟或拒绝进行遗产规划的原因。
中国财产规划框架的发展
Leese认为，有一个有益因素可以促进中国财产规划更好的开始和发展，即完全或很大程度上的自由外汇交易。这将使中国在岸和离岸资产有更开放和清晰的区分。
另外，他补充道，一个可以明确地承认和顾及财产规划常见结构（例如基金会和信托）的司法环境也是有益的。
另一个有益的因素是为金融服务（包括如信托公司之类的实体）提供适当监管的司法架构，Leese表示，而且这种监管应与国际惯例相一致。
